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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干环卫的,都是走投无路的苦命人

    发布日期:2019-11-29 10:03:38   浏览次数:26

     2018年初,市里环卫行业大改革,全面市场化。当时正找工作的我误打误撞进入了这个完全陌生的行业,从事人事工作。

    所谓隔行如隔山,这话一点也不假。在这里,大家常挂嘴边的一句话是:但凡能在别处混口饭吃的,谁来干环卫!或许也不能一概而论,但至少在东北这样一个严冬酷暑的地界里,环卫行业能够招揽的,基本也就只有老弱病残。

    面试时,带着南方口音的经理曾跟我说,想找个性格泼辣点的女孩子。当时我以为他是有意刁难,可工作一段时间后,我也全然能够理解了。

    1

    一个午后,我和对面工位的女孩正在整理员工档案时,一个留着板寸、有着古铜色皮肤的大汉怒气冲冲地闯进了办公室。他一进门,就挥着一张纸在我们面前比划,大声喊道:“你们给我交保险经过我同意了吗?谁让你们交了?”

    我跟同事对视一眼——又一个不想交社保的工人找上门来了。

    大汉名叫蒋乃夫,是市场化改革时从城管局接收的员工之一,不到50岁,算是本地环卫行业里的“年轻人”。

    之前环卫工人归城管局管辖时,为了减少开销,局里对职工交社保的原则是“能不交社保就不交”。通常他们会以职工的工作年限设置门槛,工作一年或两年以上的符合条件人员(按照当地的社会保险政策,男60岁以下、女50岁以下属适龄人员),再参考“个人意愿”决定是否缴纳。工人们的人事关系转到我们单位后,我们作为一家正规的私企,必须要为所有适龄员工缴纳社会保险,同时也会依照比例从工资中扣除个人应承担的部分。

    蒋乃夫就是因为发现工资中扣除了保险钱才来闹的,手里挥舞的那张纸,是他刚刚去社保局打印出来的缴费单据。

    尽管社会保险作为一项基本的福利,是退休后最重要的经济来源,但对于像蒋乃夫这样的等米下锅的人来说,把眼前的日子过下去才是关键,至于将来如何,根本无暇顾及。

    近些年东北农村日渐衰颓,大批农民纷纷进城打工,蒋乃夫就是其中一员。他的老家在200多公里外的偏僻农村,土地稀少又不依山傍水,家里两个孩子念书又要花不少钱,于是在5年前,他跟妻子商量后,俩口子一咬牙就出来了,家跟地都交给了70岁的老爹打理。

    作为一个没上过什么学的农民,卖力气似乎是唯一的出路。可惜蒋乃夫看似年富力强,其实却是个空壳子,糖尿病、脑血栓、腰间病,一样不少,只能去做个还算轻松的环卫工人。看着村里的同龄人一年到头能拿回家四五万,他只有眼红的份儿。

    归城管局管辖期间,环卫工人的工资是每月1790元,蒋乃夫每月都要将这点工资掰成好几半儿来花:300元用来支付跟人合租的房钱,200元用作他跟妻子一个月的伙食费,两口子的饭桌上基本都是馒头咸菜,偶尔在小区门口的地摊上捡些不太新鲜、甚至临近变质的青菜改善一下。剩下的钱,给乡下的老爹寄回200,给上大学的女儿1000做生活费,余下的90元才是自己的零花钱,偶尔买包“红梅”过过烟瘾,5块钱,能抽两天。

    “老爷们儿不抽烟不喝酒的,出去让人瞧不起。”蒋乃夫的身体不能喝酒,偶尔抽点烟,妻子也就不那么管了。

    起初得知环卫市场化的消息,蒋乃夫特别开心,因为按照政府要求,他们的工资要从1790元涨到2200元。他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妻子,两个人早早就规划好了这多出来的410元的用途——攒个半年,买头小母牛,以后他要是干不动了,就回家养牛——一头牛能卖1万多块呢,还不用吃苦遭罪,比干环卫强百倍。

    “我规划好好的,结果你们给我上了个保险,到手的工资不还是跟原来没变化?你让我咋跟媳妇交待!反正你们得把保险钱给我退了,我没同意让你们交!”蒋乃夫一脸肉疼的表情,嗓音也高了好几个音阶。

    我们跟他解释了几遍,给员工交社会保险是公司应尽的义务,也是给员工提供的退休保障,按比例扣除个人应缴部分,是合法合规的。可他依旧一副不拿到钱不罢休的架势,站在门口吵吵嚷嚷,埋怨我们这是“费力不讨好”,还要找总经理去“说道说道”。

    幸好当时总经理不在,不然我们又要被扣个“办事不力”的帽子——自从从城管局手中正式接手这个区的环卫工作以来,办公室就没消停过,每天都有工人造访,告状的、撒泼骂人的、讨要工资的……他们从不听我们讲道理,也不忌惮领导,唯一能牵制他们的,只有他们的“班长”。

    我偷偷出去拨了蒋乃夫他们的环卫班长的电话。大约20分钟后,主管他的艾素梅班长来了。她是个56岁的老太太,头发花白,皮肤粗糙,一看就是经过了常年的风吹日晒,说话嘁哩喀喳大嗓门儿,是个典型的东北女人。

    艾班长从年轻时就开始干环卫,已经干了27年,年年都能在市里的“金扫帚大赛”上拿到名次。她是有正儿八经有编制的职工,按年龄算已经退休好几年了,只是在马路上挥扫把挥习惯了,退休后也没回家,就继续干着。她是个厉害角色,很多刺头工人在她手下都服服帖帖的,不仅如此,部门里好几个老班长都是她手把手带出来的。

    她把蒋乃夫叫到走廊一角。蒋乃夫在我们面前飞扬跋扈的劲头,在她面前一点也没使出来,就老老实实地跟着出去了。

    没多久,两个人一前一后回来了。蒋乃夫的气焰显然已经被浇灭,重新讲话时语气都平和了不少,追问了几句如果将来不干了保险能不能退的事,就跟着艾班长回去了。

    我私底下问艾班长,她是怎么降服蒋乃夫的。她告诉我,对付工人,就像班主任对学生,要恩威并施,让他们又怕又敬。“这些工人,看起来不起眼,却难斗得很,看穿心思很重要,他只是想多赚点钱,并不想丢掉饭碗。”

    艾班长是个古道热肠的人,常介绍人来应聘工作,一来二去,我跟她也熟络了。她知道我平时喜欢写点东西,答应有时间给我讲讲环卫工人的故事,可我却再也没等到。

    2

    2018年5月初,“三城联创”的呼声传遍大街小巷,环卫行业作为主力军,自然得响应号召,整个单位上上下下都进入了高强度的作业模式。

    (编者注:三城联创指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国家环保模范城,简称创城)

    增加晨扫、延时保洁、取消休假,工作时间由原来的早6点提前到早4点,晚延时到10点。由于上一年“创城”失败,市里对这次评选特别重视,三天一小查,五天一大查,更是放出狠话:“创城”是一项政治任务,如果哪家市场化的环卫企业影响了工作,将直接踢出局。

    面对政府的施压,最遭殃的就是奋战在一线的环卫工人了。城市本身地处劣势,风沙大、气候干燥,加上市民素质不高,想要达到国家卫生城市的标准,谈何容易。公司为了保证质量,每逢政府检查和演练,都要求工人必须坚守到晚上12点。起初工人还能早晚两班排班作业,后来随着检查力度加大,所有工人就只能从早上4点一直坚守到晚上12点,中间只留3个小时的吃饭时间。

    在这座东北城市,晚上10点以后路上几乎就没有行人了,有些背街小巷甚至连机动车都见不着,那段时间,就只有环卫工人推着人力三轮车在街边巡视。车的扶手处绑着一根竹竿或细长的木棍,用来支起不停闪烁的夜间警示灯。有些工人还会在旁边系个方便袋,放置从家里带的馒头或大饼,饿了就咬两口。他们穿着夜光马甲,肩上别着爆闪灯,来来回回,像是城市夜晚孤独的守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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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偶尔去路面排扫时,我经常会听见工人们大吐苦水:

    “今天检查、明天检查,天天拿检查吓唬我们。”

    “创不创城跟我们有啥关系?天天起早贪黑,真是熬不住了。”

    ……

    工作时间太长,强度太大,导致很多工人精神恍惚、行动迟缓,有时候对面的电动摩托车要按好几下喇叭他们才能反应过来,安全事故频有发生。

    偏偏那年夏天气候又异常,持续出现罕见的高温,即便单位每天发放解暑药品和饮品,仍不时有工人中暑,与我们邻近的环卫作业区域还在同一天发生了两起因热射病死亡的事故(热射病就是重度中暑,由高温高湿导致体温调节功能失调,损坏了神经和器官致死)。之后的几天,也连续有环卫工人因热射病死亡。

    由于事故群体特殊,消息并没有大面积传开,只在市环卫处和下属环卫企业内部引起了高度重视。因此,在保证作业质量、合理躲避高温外,我们又多了一项“抓安全”的任务,即每天召开安全会议,强调作业安全。

    艾班长就是在去开安全会回来的路上出的事。

    7月初,我在广州出差,核算工资时发现艾班长的考勤有点问题,就拨了她的电话。电话响了很久才接通,接电话的也不是艾班长本人,而是她的女儿。

    “我妈出事住院了你不知道吗?现在人还在手术室躺着呢。昨天你们单位领导都来了,人都出这么大事了,还找什么找!”接着电话就被挂断了。

    我一头雾水。后来咨询片区主管才得知,那天中午开完安全会下班后,艾班长过马路时被急速行驶的汽车撞倒,头部着地,当时就昏迷不醒了。当天晚上她做了两次开颅手术,至今仍没有脱离危险。

    环卫工人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辛苦,班长就更辛苦了:每天要比工人早到晚走,安抚好每个工人的情绪,记录点位出现的问题,做临时突击,巡视作业安全,还要顶着上面领导施加的压力。出事时,艾班长手里还拿着开会的笔记,盘算着下午上班时要跟工人们强调的问题。身体本就疲劳,再加上精神不集中,过马路时并没有注意到对面亮起的红灯。

    从广州回来后,我去医院探望过艾班长一次。她闭着眼睛躺在病床上一动不动,头上缠着纱布,嘴上扣着氧气罩,身上插着管子。我无法想象之前那个雷厉风行的艾班长就是眼前这位奄奄一息的老人。

    虽然艾班长是被汽车撞倒,但当时是她闯了红灯,官司打起来情况并不乐观。而且出事时是在下班期间,她作为事故主责方,单位这边能够认定为工伤的可能性也不大。撞人的司机只在她入院当天留了5千块钱,之后就再也没出过钱,尽管单位垫付了5万块应急,但也是杯水车薪。

    3个月后,艾班长的家人为她办理了出院手续——他们家实在负担不起高额的住院费了。

    艾班长命是保住了,只是右边半个身子完全不能动,也不能说话。短短3个月,艾班长的老伴头发全白了,眼神游离,说两句话就要深深叹一口气。

    “她现在活着,我也只是有她这么个人,其他的……”他扭过头,摆摆手,不再说下去。

    3

    入冬后的第一场雪很大,在单位院内除雪的时候,一位70多岁、穿着枣红色棉袄的老太太带着一位40多岁的女人踉踉跄跄走过来,说是街道主任推荐来这里,应聘小区的保洁。

    老太太虽然年纪大,但口齿伶俐,一看就是个精明能干的人,边询问工资待遇边举荐站在自己旁边一直一言不发的女儿。之前我也遇到过四五十岁还要父母带着应聘工作的人,通常是在身体和智力上有些缺陷的。我扫了一眼旁边被她唤作“老丫头”的女儿——尽管她的脑袋被头巾包裹住,但脸依然能看见白癜风的痕迹,表情也与常人有异。

    为了避免用工风险,通常我们是不会招录这类人的。我刚想委婉地以“暂时没有招工需求”为由打发他们走,领导的电话就进来了。

    领导说,这位带着女儿找工作的老太太姓孙,是单位管辖的“非物业小区(没有物业管理的小区,这类小区统一按区域划分给环卫企业,由各环卫企业负责小区的保洁工作)”里有名的困难户,一家七口全挤在60多平米的房子里。

    孙大娘的老伴身体不好,隔三差五地就需要住院,老两口有一儿一女,女儿正是这个老丫头,智力有点问题。30多岁的时候家里托人在农村给她找了个婆家,虽然穷,但好歹能有口饭吃,将来也是个依靠。可结婚没几年,男人突发脑淤血,一头扎在地上再也没起来。男人去了,婆家容不下这个什么农活都不会干、又连个孩子都没生的儿媳妇,就把她送回了娘家。

    孙大娘的儿子一家四口,两个孙子是双胞胎,刚从技校毕业参加工作,挣的钱还不够自己花。关于儿子和媳妇,孙大娘虽然没有多讲,但话里话外,似乎也不是十分健全。

    为了维持生活,孙大娘一直领着女儿在小区门口摆地摊卖菜,早晚出摊两次。老丫头脑子不好,不会称斤算钱,就负责来回上下楼搬运青菜、蹬三轮带母亲去菜市场进货这些活,收钱、找钱、称斤两则由孙大娘来。小区里住的都是几十年的老邻居,看这一家人可怜,也都尽量照顾着娘俩的生意。

    一家七口人,主要还是靠孙大娘老伴的退休金过活,要是哪天病病歪歪的老爷子要是一头倒下了,怕是连西北风都喝不上。

    自打“创城”开始,城管严抓沿街的小商小贩,只要看见有人出摊就没收并罚款。孙大娘母女的小本买卖,哪经得起这么折腾,实在被逼得走投无路了,孙大娘只好领着老丫头到街道办事处去哭闹,要街道主任给她们娘俩个活路,不然就买几瓶耗子药,当场喝下去。

    闹了几次之后,街道主任招架不住了,就想到了我们单位。领导见过她们母女后也觉得可怜,就跟负责非物业小区的主管打了声招呼,说把老丫头安置在就近小区。

    临走前,孙大娘一边抹着眼泪一边朝我们鞠躬道谢,老丫头见母亲流眼泪了,慌慌张张地用棉袄的袖口给母亲擦拭,似乎不明白她为什么会哭。

    孙大娘要赶着回家做饭,然后去看望住院的老伴。这是老伴第四次病危住院了,她得把老爷子伺候好,只要他活着,退休金就会按月发放,那可是一家人的活命钱。

    4

    在员工的入职体检报告里,我们经常会看到不合格的。秉着对他们负责的态度,即便不符合入职条件,我们也会提醒应聘人员某项检查异常,建议他们再去医院做下系统检查,以免耽误病情。

    只是通常他们不但不会领情,还会表现出极大不满。

    有人坚称自己不可能有病,能吃能睡体力充沛,一定是医院弄错了;也有人会立马撕了体检报告,丢下一句“不用拉倒,有没有病不用你们操心”后扬长而去。

    他们没有一个人会认真接纳自己身体的异常,这种逃避的态度,久而久之,我们也就习以为常了。

    而如果是老环卫工人,情况则恰恰相反。

    他们不管是什么原因生病或受伤,都会来单位哭天抢地折腾一翻,如果讨不到好处,还会往仲裁和法院告上一告,以期望能占点企业的便宜。我们作为人事,被搞得不厌其烦,直到遇到老邹,我才慢慢理解了,并非他们天生不爱体面,而是在生存和体面之间,他们似乎也没有别的选择。

    老邹是垃圾清运部的司机,是在环卫体系里工作了20来年的老人了。

    今年3月,老邹说腿疼,跟班长请了3天假,假期过后却仍不来上班。班长打电话询问,也一直没人接听。直到几天后,老邹突然拄着拐杖来到单位,称自己受了工伤,需要手术,家里拿不出钱,要求单位垫付。

    领导们对他的情况不明所以——按照流程,凡是工作中受伤的情况,都应该会第一时间上报保险专员,以便及时向商业险和工伤科报备——而老邹的情况并没有人上报过。

    经过调查,老邹前几天在工作中并没有出现过任何状况。但既然老邹说自己是工伤,并且要单位垫付手术费,自然是有证据的。

    老邹拿出医院的病例,上面写的是“下肢静脉血栓”。我们咨询了医生,医生说这种病不可能是工伤造成的,也并不属于职业病的范畴。老邹的情况,按劳动法的规定可以开3个月病假工资,出于人情,领导可以以个人名义拿点钱来探望,但是垫付手术费用的要求,单位不可能满足。

    三番五次纠缠无果后,老邹的妻子闹到了法院。法院了解情况后拒绝受理,老邹妻子听到消息,直接倒在地上大声哭号起来。

    对于老邹的病情,一家人心知肚明——这病老邹七八年前就得了,之前不严重,也没太在意,只是偶尔吃点药。今年年初起,老邹开始觉得大腿肿胀,疼痛难忍,去医院检查后医生说已经发展成了溃疡,需要尽快进行手术治疗。

    前期要8万的手术费,后续治疗还要好几万,听到这些,老邹彻底懵了。他是个勤奋肯干的人,手脚麻利也不挑活,加班没人比得过他。跟妻子省吃俭用这么多年,也攒下过不少钱,可前几年女儿透支信用卡还不上,本金带利息滚到了13万多,一下就把老两口的积蓄给掏空了,来单位闹,也是走投无路了。

    “别说10多万,就算是1万,我们也拿不出来呀!”老邹妻子声泪俱下。

    等再次来到单位,老邹妻子也不提工伤和垫付的事了,而是哭着恳求,老邹8月份就到退休年龄了,希望单位不要断了老邹的保险,这样既能保证正常退休,医保正常缴费期间也可以报销大部分医药费,如果没有医保,家里就彻底治不起了。

    张哥作为老邹的领导去他家探望时,老邹已经不能下床了,撅着屁股跪坐在床上,面目扭曲,眼窝深陷。整个人瘦成皮包骨,疼痛让他整夜难眠。床边放着一辆轮椅,桌子上铺满了瓶瓶罐罐。

    老邹妻子想过把房子卖掉给丈夫治病。只是他们住的房子是十几年前的动迁家属楼,质量不好,“五证”也不齐全,根本卖不出去。“有人买也不能卖,卖了房子将来住哪?我宁可死也不能这么拖累你。”老邹边说边用手捶打床板,一旁的妻子偷偷扭过头抹眼泪。

    张哥回来跟我们讲述时,带着长长的叹息:“老邹是个本分人,单位要是能帮就帮一把,要是不能帮,我个人掏钱出他这几个月的保险。”

    在张哥的协调下,单位同意继续为老邹缴纳保险直到退休,同时支付退休前这段期间的病假工资。

    可过了没几天,张哥却带来了老邹签字的离职单:“病情发展太快,已经没有手术的必要了,只能截肢。”

    “这回我真帮不了了。”张哥把离职单放到我桌上,长叹了一口气,摇摇头,朝门口走去。上一分钟还有说有笑的办公室,瞬间安静下来。

    5

    每个行业里都有灰色地带,环卫也不例外。老邹穷到没钱看病,可跟他每天打交道的垃圾压缩站的管理员老徐,却凭借这份工作给两个儿子在市区买了房。

    在整个环卫体系里,垃圾压缩站是最有油水的地方。

    这座城市有一南一北两处垃圾填埋厂,尽管当初是把两个村子全部迁移腾出的空地,也依然满足不了这座城市每天的垃圾排放量。但垃圾总要处理的,于是就有很多餐饮商贩和加工厂把目标锁定在了垃圾压缩站。

    按道理,压缩站只压缩生活垃圾,其它拒不入内,管理员需要严格把关。但没有人会跟钱过不去,那些餐饮和加工厂的老板会私下跟管理员打通关系,商量好价格,一般是按车收费,晚上人少的时候将他们的有害垃圾送进站,掺在生活垃圾里一起压缩,也没人发现。

    老徐每个月的工资才1600多元,他就是靠着这一车一车的“黑垃圾”发家致富了。

    除此之外,他还能在每天运送垃圾的司机身上刮点油水——哪辆车能进哪辆车不能,全凭管理员的一句话,运送的垃圾里偶尔掺杂点不合规的类别在所难免,要是管理员较起真儿来,也是按规矩办事,司机也没办法。司机们为了减少麻烦,隔三差五给老徐打点些烟酒就再正常不过了。

    去一线走访的时候,我见过一次老徐,他正提着一个紫砂壶,坐在压缩站门口、翘着二郎腿,一面喝茶水一面对排着长队的司机们指手画脚。

    很多人看不惯老徐嚣张跋扈的行径,却又拿他没办法。老徐的外甥在市环卫处身居高位,别说普通员工不敢得罪,单位也都得好好供着。

    老徐这样的并不是个例,身后有背景的人,在环卫体系里比比皆是。

    一个姓鹿的环卫班长经常擅自脱岗,因为知道他有背景,大家平时对此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即便是查出他在作业片区附近另有一份工作时,部门领导也只是约谈了他几次,示意他收敛一下,并没有撕破脸。

    只是他非但不领情,还被区里的督察人员拍到工作期间在路边打牌。当时正值“创城”关键期,单位因此被通报批评,企业形象严重受损。领导一气之下,按照严重违规违纪将其开除了。

    开除通知发出去的第二天,劳动局的周科长就给领导打来电话,说鹿班长是他的一个亲戚,让我们尽量照顾照顾,别砸了他的饭碗,以后单位有什么事可以直接给他打电话。

    等了两天,开除鹿班长的通知仍未撤销,周科长又打电话过来,态度180转变:“既然是开除员工,那就该赔偿赔偿,该领失业金领失业金,按正规流程走!”临了还提了句,劳动监察大队要下企业抽查,“你们单位应该也在名单里”。

    再正规的企业也不可能无可挑剔,更何况是人家主动要查,这道理谁都懂。最后,单位按照N+1的赔偿跟鹿班长签订了解除劳动关系协议,并为其办理了12个月的失业金,这件事才算画上了句号。

    这要是换成普通工人,不要说赔偿,连失业金也是不可能拿到的。

    尾声

    今年6月,单位跟保险公司的合同到期,所有未结案件需要跟进处理,我联系了艾班长的爱人。他在电话里情绪激动,说艾班长现在的状况并不好,衍生了很多并发症,他一个人24小时看护,还要忙着联系律师打官司。他们唯一的女儿要照顾自己的两个孩子,基本帮不上什么忙。不到1年的时间,治疗费用已经花了30多万,亲戚朋友能借的都借遍了,接下来的日子还不知要怎么熬。

    老爷子在电话里絮絮叨叨讲了很多,最后他告诉我,3天后法院就要开庭了,有结果会第一时间打电话通知我。然而,直到现在,我仍然没有接到他的电话。

    不久前,蒋乃夫交了离职单,他还惦记着之前扣的社保钱,让我们帮忙想想办法尽早取出来,一个月300多块——够他们两口子的房租了。

    生活的窘迫,足以磨光一个大汉身上的全部棱角。

    “创城”终于取得了圆满成功,但对于环卫工人来说,除了不用再起早贪黑地到马路上摸爬滚打,这并没有什么值得欢庆的,他们依然困苦,依然贫穷。

    这些环卫工人的悲欢不断在上演,有人趾高气昂背靠大树,有人卑躬屈膝艰难前行。生在同一个世界的人们,却不一定活在同样的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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